失落的根
為了體恤大陸老兵多年離鄉背井的思鄉情懷，政府經多方的考量，終於通過了返鄉探親條例。
在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的福壽山農場和武陵農場裡，住著一群頭髮斑白的退役老人，在喜獲這項德政後，大夥紛紛笑逐顏開，踩著顫抖的步伐，不辭勞苦地搭乘一個多小時的客運，趕到和平民眾服務分社。有請託尋親的；有要求協助辦理台胞證的；有拜託代寫家書的，一時之間，服務社的工作人員幾乎忙得人仰馬翻。連平日和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的好友鳳珠，亦難逃一劫，忙得是天昏地暗，好幾天不見蹤影。
看到這麼多老人家思鄉情切，我不禁也動了尋親的念頭。雖說我是道地吃台灣米長大的孩子，大陸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特殊感覺，然而老媽卻是十足的東北人！我自作多情的以為：雖然母親從未在兒女面前談過，然而，三、四十年流浪異鄉，家人生死未卜，夜半萬籟俱寂之際，她是否亦曾因思念家人而哭濕衴巾？為了給她一個意外驚喜，也為了沒有十足的把握不知能不能找到人，我不敢和她老人家明說，只好佯裝不經意似的在閒聊中套出大陸老家的地址和幾個舅舅、阿姨的資料。
委託鳳珠協尋好一段時日了，音訊全無，就當我準備死了這條心時，終於接到了小舅的回音。如同完成重大使命般，我興奮的從和平趕回豐原，將信件拿給老媽。出乎意料地，母親不但未如預期的喜出望外，反而是面色凝重不發一言，我覺得自己好像人家所形容的「剃頭擔子—一頭熱。」，無可無不可，我自作主張地照著來函撥通了國際電話。當一句與母親彷彿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聲音自聽筒那端傳來「哪位啊？」頓時我愣住了！
自幼，記憶裡就只有單純的一家七口人，什麼親戚也沒有，如今，一個來自海峽那端，素未謀面、聲音卻如此熟悉、與我又有著血源關係的女人，突然就這樣闖進我的世界，我有些兒不知所措。期期艾艾的叫了生平第一聲「姨媽！」，對方似乎也迷糊了，又問了一遍：「您是哪一位呀？」為了縮減自我介紹的時間，我索性報出老媽的名字，同時一股腦地把電話塞進了母親手裡。
一直平心靜氣不吭一聲的老媽，不料，竟在電話拿起「喂！」一聲後，就像一個在外受盡委曲的孩子，回到家看到父母哭訴冤情般，痛哭失聲。幾十年來，她從沒想過還有相逢的一日，此時此刻，所有的思念全化為淚水，泉湧而出。一通價格菲薄的國際電話，就在相隔兩岸的二位老人家悽然地哭聲中結束了。
三十多年來，從千辛萬苦逃難離家；到丈夫罹患癌症與世長辭；到獨力撫養五名子女長大成人，所有的辛酸，母親一直都默默承擔了，除了每年父親的祭日外，鮮少見她掉過一滴淚。如今總算尋回了魂牽夢繫的根，應是喜出望外才是，然而，當得知如今人事全非：外婆因女兒杳無音訊，思念至精神失常往生了；外公亦因抑鬱寡歡而早逝，母親終無法自禁的嚎啕大哭：「我不孝啊！我不但沒盡到一天孝道，還讓他們倆老因操心我而病逝，我對不起他們呀！」守在一旁的我無言以對，只能紅著眼輕撫她老人家花白的頭髮，讓她好好宣洩一下這些年來的失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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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三十八年，我的父親就讀於中山大學三年級，因政情吃緊，在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下，他毅然放棄學業投身軍旅。我的母親，出生於家境優渥的商家，在外公悉心培育下，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，並在國小任教。因母親是國民黨員，所以遭共軍四處追捕，險些惹下殺身之禍。戰亂之年，外公為了母親的安危，便作主將自幼嬌生慣養、平日連家事都不用做的母親嫁給了當時任少校參謀長的父親。
新婚不久，父母二人便開始逃亡生活。由於父親的特殊身份，一路上危機重重、險象環生。為了避免意外，父親千交待萬囑咐：「如果有狀況，妳就當作不認識我，一直往前走，咱們各走各的，等到了台灣再想辦法碰頭。如果真遇不到，那就認命了，妳就不要等我啦！」在前途茫無頭緒後又無家可歸的情形下，母親失魂落魄的尾隨在父親身後。沿路空襲不斷，父親又頻頻被攔截盤查，母親嚇得是魂飛魄散。總算老天爺幫忙，幾經波折，夫妻二人終於平安到達基隆港。
到了台灣後，母親深怕不知哪天又有戰爭，任軍職的父親隨時都會遭遇不測，於是硬逼著父親脫下戎裝。當時的台灣，久經戰亂摧殘，經濟蕭條，民不聊生。即便有高學歷，想找一個賴以維生得以糊口的工作，卻如登天般不易。為了生計，父母二人拋棄了自尊顏面，打零工、幫傭、洗棉花，靠著微薄的收入維持家計。
一間木造的違建，室內環堵蕭然，幾塊磚頭墊著門板拼湊成一張床，就在這裡大姐孕育而生。在大姐出生那天，母親因疼痛，老實不客氣的把那張勉為其難稱做床的門板，硬生生地壓垮了。產後，別說坐月子了，孩子一下地，母親便揹著大姐和父親到河邊洗棉花。這樣的苦日子過了好幾年，直到父親經人介紹到東勢任職兵役課長後，家中的生活才見好轉。
人不親土親，梨山上的老榮民每到東勢，總會到公所找父親哭窮訴苦，而老爸也絕對是有求必應，不掏空口袋不罷休，面對媽的抱怨，他總是哂然一笑：「唉！都是一塊逃難出來的老鄉，能幫人多少，就幫人一把！」這麼個老好人，老天爺竟殘忍的在五個孩子一個一個出生後，將他帶走了。
民國五十五年陰曆七月，父親沒躲過中國人忌諱的四十九歲，因骨癌在台北榮總嚥下最後一口氣。一輩子奉公守法、清廉不阿的父親，走後徒留傷心欲厥的母親和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，那年大姐十六歲，我五歲。
突逢家變，那打從結婚就沒一天好日子過的母親傻了、瘋了，面對五個要吃飯要讀書的稚子，日子要怎麼過？在台灣唯一能依靠的親人死了，往後要靠誰支撐家？椎心刺骨的痛化為日夜無法自禁的哀慟。當時仍不解世事的我，每看到媽媽哭，就陪著哭，眼睛因長時間的哭泣而出了狀況，被送到醫院開刀，這才嚇得母親終於停止了傷感，堅強的面對既成事實。
就像電視連續劇演的一樣，世上具善心會幫忙的人不少，然而，那多嘴多舌落井下石的人也同樣存在。就在一家子陷入愁雲慘霧中時，街坊鄰居竟有人冷言冷語著：「這麼漂亮的小寡婦，你們看著吧，絕對守不了多久的！」的確，上門提親的人還真是不少，可是，對父親情深似海的母親，毫不考慮的就回絕了所有人的好意，賭著一口氣，硬是咬著牙撐了下來。
靠著在公所當臨時工，每個月五百元的工資，養活一家六口人，連吃帶喝外帶學費，一切都只能說—「是靠天養的」。每個月初，母親總是牽著我的手，坐客運到台中育幼院，領取社會救濟的米和衣物。育幼院裡的老師好幾次都勸她：「妳一個人要養這麼多孩子很苦啊！是不是考慮一下，把這最小的一個放在院裡，讓人領養算了。」母親總是緊摟著我，
沒錢日子有沒錢的過法，我們做家庭副業：鉤毛衣、縫棒球、穿球拍、穿梳子；我們種菜、賣菜；我們到藥廠包藥。燒火的焦炭太貴了，買一包焦炭敲碎和上泥巴，捏成一球一球的煤球，就可多出了二、三倍的用量，曬乾了照樣可以燒火；沒有柴火，向木器行借台拉車，把工廠的碎木屑裝上車，一個在前拉，一個在後推，沒有人想過黃花閨女顏面上是否不好看。艾爾西颱風一夜間掀走了鐵皮製的房頂，木製的圍牆也因耐不住狂風摧殘而倒塌，有懼高症的母親顧不了許多，手腳並用著抖抖嗦嗦的爬上房樑，嘴上叨著鐵釘，手上握著槌子，一片一片地將四處拾回來殘破的鐵皮一根釘一根釘的拼回原狀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，誰也幫不上忙，只能站在底下乾瞪眼，深怕母親有所閃失。而倒塌的牆，也在媽媽當大工、一群蘿蔔頭當小工的情況下，從洗磚頭到抹水泥，一塊磚一塊磚終於堆疊完工。雖說每個人的手指均被水泥燒得皮破血流，但眼見家園在自己手底下重新立了起來，那種驕傲與得意，絕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就這樣，家裡內內外外紗門紗窗、遮雨棚、刷油漆，沒有一件事是出自外人之手，全是母親無師自通的傑作。外公外婆若在世，他們哪能想像得到，那曾被當寶捧在手心，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女兒，如今會為了兒女、為了生活被塑造成萬能的女強人。
即便家中經濟困窘，母親卻從未鬆懈子女的教育，在她嚴厲督促下，一張張獎狀成了家中牆壁的裝飾，從一面牆到另一面牆，那是五個孩子在母親眼淚和家法棍齊下的教誨下，輝煌的成果。這一輩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—母親的家法棍，那是父親生前親手雕的一枝桃木劍，兒時若有誰不聽話或是和鄰居小孩有爭執，不論對與錯，母親總是罰我們跪在父親遺像前狠揍；成績不好時，回家也是跪在父親遺像前，懺悔領罰。母親常說：「沒有父親的孩子，自己在言行舉止間就要知道檢點，要比別人更努力，不能讓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沒父親的孩子就沒家教！」家裡從上到下，沒有一個人沒嚐過桃木劍的威力，就連身為獨子的大哥都沒享到特權，到讀國防醫學院時仍常可見他跪在父親像前被打得掉淚。
卅年斑斑血淚，在母親身兼嚴父慈母的教導下，大姐做了商專的老師，二姐在台電當會計，哥哥在榮民醫院當醫師，我和三姐在國中做幹事，老媽終於鬆了一口氣，欣慰的說：「兒女都有成了，我對妳爸爸也算對得起啦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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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過這麼多的苦，我從沒見過母親有像接到大陸音訊時，哭得這般淒楚。是她心中唯一的期望破滅了！是她歸鄉的路被悔恨淹沒了！然而這一切能怪誰？又能向誰去討回公道呢？梨山上的老榮民們，當年哪一個不是義不容辭，為了救國救民而離鄉背景從軍報國？當跟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，他們胼手胝足將畢生的心血都用在台灣，任勞任怨地披荊斬棘、墾荒地、建中橫，苦哈哈的過了一輩子，他們不想家嗎？誰又甘心流離失所？當大夥還期盼著老總統能帶他們回家時，總統駕崩了，歸鄉的夢破滅了，一群人全變成了陳之藩所寫的失根的蘭花，他們是台灣同胞口中的老芋仔，是大陸同鄉口中的台胞，沒了根沒了家也沒有了記憶。這是這一輩老榮民的悲劇，同時也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呀！
究竟要到何年何月，中國人才不會再為難中國人？大時代的這一齣悲劇要到何時才能落幕？看著老媽哭紅的雙眼，我心酸的祈禱，但願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當失根的蘭花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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