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落的根

為了體恤大陸老兵多年離鄉背井的思鄉情懷,政府經多方的考量,終於通過了返鄉探親條例。

在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的福壽山農場和武陵農場裡,住著一群頭髮斑白的退役老人,在喜獲這項德政後,大夥紛紛笑逐顏開,踩著顫抖的步伐,不辭勞苦地搭乘一個多小時的客運,趕到和平民眾服務分社。有請託尋親的;有要求協助辦理台胞證的;有拜託代寫家書的,一時之間,服務社的工作人員幾乎忙得人仰馬翻。連平日和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的好友鳳珠,亦難逃一劫,忙得是天昏地暗,好幾天不見蹤影。

看到這麼多老人家思鄉情切,我不禁也動了尋親的念頭。雖說我是道地吃台灣米長大的孩子,大陸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特殊感覺,然而老媽卻是十足的東北人!我自作多情的以為:雖然母親從未在兒女面前談過,然而,三、四十年流浪異鄉,家人生死未卜,夜半萬籟俱寂之際,她是否亦曾因思念家人而哭濕衴巾?為了給她一個意外驚喜,也為了沒有十足的把握不知能不能找到人,我不敢和她老人家明說,只好佯裝不經意似的在閒聊中套出大陸老家的地址和幾個舅舅、阿姨的資料。

委託鳳珠協尋好一段時日了,音訊全無,就當我準備死了這條心時,終於接到了小舅的回音。如同完成重大使命般,我興奮的從和平趕回豐原,將信件拿給老媽。出乎意料地,母親不但未如預期的喜出望外,反而是面色凝重不發一言,我覺得自己好像人家所形容的「剃頭擔子一頭熱。」,無可無不可,我自作主張地照著來函撥通了國際電話。當一句與母親彷彿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聲音自聽筒那端傳來「哪位啊?」頓時我愣住了!

自幼,記憶裡就只有單純的一家七口人,什麼親戚也沒有,如今,一個來自海峽那端,素未謀面、聲音卻如此熟悉、與我又有著血源關係的女人,突然就這樣闖進我的世界,我有些兒不知所措。期期艾艾的叫了生平第一聲「姨媽!」,對方似乎也迷糊了,又問了一遍:「您是哪一位呀?」為了縮減自我介紹的時間,我索性報出老媽的名字,同時一股腦地把電話塞進了母親手裡。

一直平心靜氣不吭一聲的老媽,不料,竟在電話拿起「喂!」一聲後,就像一個在外受盡委曲的孩子,回到家看到父母哭訴冤情般,痛哭失聲。幾十年來,她從沒想過還有相逢的一日,此時此刻,所有的思念全化為淚水,泉湧而出。一通價格菲薄的國際電話,就在相隔兩岸的二位老人家悽然地哭聲中結束了。

三十多年來,從千辛萬苦逃難離家;到丈夫罹患癌症與世長辭;到獨力撫養五名子女長大成人,所有的辛酸,母親一直都默默承擔了,除了每年父親的祭日外,鮮少見她掉過一滴淚。如今總算尋回了魂牽夢繫的根,應是喜出望外才是,然而,當得知如今人事全非:外婆因女兒杳無音訊,思念至精神失常往生了;外公亦因抑鬱寡歡而早逝,母親終無法自禁的嚎啕大哭:「我不孝啊!我不但沒盡到一天孝道,還讓他們倆老因操心我而病逝,我對不起他們呀!」守在一旁的我無言以對,只能紅著眼輕撫她老人家花白的頭髮,讓她好好宣洩一下這些年來的失落。

 ※        ※

民國三十八年,我的父親就讀於中山大學三年級,因政情吃緊,在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下,他毅然放棄學業投身軍旅。我的母親,出生於家境優渥的商家,在外公悉心培育下,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,並在國小任教。因母親是國民黨員,所以遭共軍四處追捕,險些惹下殺身之禍。戰亂之年,外公為了母親的安危,便作主將自幼嬌生慣養、平日連家事都不用做的母親嫁給了當時任少校參謀長的父親。

新婚不久,父母二人便開始逃亡生活。由於父親的特殊身份,一路上危機重重、險象環生。為了避免意外,父親千交待萬囑咐:「如果有狀況,妳就當作不認識我,一直往前走,咱們各走各的,等到了台灣再想辦法碰頭。如果真遇不到,那就認命了,妳就不要等我啦!」在前途茫無頭緒後又無家可歸的情形下,母親失魂落魄的尾隨在父親身後。沿路空襲不斷,父親又頻頻被攔截盤查,母親嚇得是魂飛魄散。總算老天爺幫忙,幾經波折,夫妻二人終於平安到達基隆港。

到了台灣後,母親深怕不知哪天又有戰爭,任軍職的父親隨時都會遭遇不測,於是硬逼著父親脫下戎裝。當時的台灣,久經戰亂摧殘,經濟蕭條,民不聊生。即便有高學歷,想找一個賴以維生得以糊口的工作,卻如登天般不易。為了生計,父母二人拋棄了自尊顏面,打零工、幫傭、洗棉花,靠著微薄的收入維持家計。

一間木造的違建,室內環堵蕭然,幾塊磚頭墊著門板拼湊成一張床,就在這裡大姐孕育而生。在大姐出生那天,母親因疼痛,老實不客氣的把那張勉為其難稱做床的門板,硬生生地壓垮了。產後,別說坐月子了,孩子一下地,母親便揹著大姐和父親到河邊洗棉花。這樣的苦日子過了好幾年,直到父親經人介紹到東勢任職兵役課長後,家中的生活才見好轉。

人不親土親,梨山上的老榮民每到東勢,總會到公所找父親哭窮訴苦,而老爸也絕對是有求必應,不掏空口袋不罷休,面對媽的抱怨,他總是哂然一笑:「唉!都是一塊逃難出來的老鄉,能幫人多少,就幫人一把!」這麼個老好人,老天爺竟殘忍的在五個孩子一個一個出生後,將他帶走了。

民國五十五年陰曆七月,父親沒躲過中國人忌諱的四十九歲,因骨癌在台北榮總嚥下最後一口氣。一輩子奉公守法、清廉不阿的父親,走後徒留傷心欲厥的母親和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,那年大姐十六歲,我五歲。

突逢家變,那打從結婚就沒一天好日子過的母親傻了、瘋了,面對五個要吃飯要讀書的稚子,日子要怎麼過?在台灣唯一能依靠的親人死了,往後要靠誰支撐家?椎心刺骨的痛化為日夜無法自禁的哀慟。當時仍不解世事的我,每看到媽媽哭,就陪著哭,眼睛因長時間的哭泣而出了狀況,被送到醫院開刀,這才嚇得母親終於停止了傷感,堅強的面對既成事實。

就像電視連續劇演的一樣,世上具善心會幫忙的人不少,然而,那多嘴多舌落井下石的人也同樣存在。就在一家子陷入愁雲慘霧中時,街坊鄰居竟有人冷言冷語著:「這麼漂亮的小寡婦,你們看著吧,絕對守不了多久的!」的確,上門提親的人還真是不少,可是,對父親情深似海的母親,毫不考慮的就回絕了所有人的好意,賭著一口氣,硬是咬著牙撐了下來。

靠著在公所當臨時工,每個月五百元的工資,養活一家六口人,連吃帶喝外帶學費,一切都只能說「是靠天養的」。每個月初,母親總是牽著我的手,坐客運到台中育幼院,領取社會救濟的米和衣物。育幼院裡的老師好幾次都勸她:「妳一個人要養這麼多孩子很苦啊!是不是考慮一下,把這最小的一個放在院裡,讓人領養算了。」母親總是緊摟著我,謝絕了老師的好意:「再窮再苦都是自己的孩子,一家人要活就活在一塊。」是老媽濃濃的愛沒有割捨我,讓我幸福地留在窮卻溫馨的家。

沒錢日子有沒錢的過法,我們做家庭副業:鉤毛衣、縫棒球、穿球拍、穿梳子;我們種菜、賣菜;我們到藥廠包藥。燒火的焦炭太貴了,買一包焦炭敲碎和上泥巴,捏成一球一球的煤球,就可多出了二、三倍的用量,曬乾了照樣可以燒火;沒有柴火,向木器行借台拉車,把工廠的碎木屑裝上車,一個在前拉,一個在後推,沒有人想過黃花閨女顏面上是否不好看。艾爾西颱風一夜間掀走了鐵皮製的房頂,木製的圍牆也因耐不住狂風摧殘而倒塌,有懼高症的母親顧不了許多,手腳並用著抖抖嗦嗦的爬上房樑,嘴上叨著鐵釘,手上握著槌子,一片一片地將四處拾回來殘破的鐵皮一根釘一根釘的拼回原狀,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,誰也幫不上忙,只能站在底下乾瞪眼,深怕母親有所閃失。而倒塌的牆,也在媽媽當大工、一群蘿蔔頭當小工的情況下,從洗磚頭到抹水泥,一塊磚一塊磚終於堆疊完工。雖說每個人的手指均被水泥燒得皮破血流,但眼見家園在自己手底下重新立了起來,那種驕傲與得意,絕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就這樣,家裡內內外外紗門紗窗、遮雨棚、刷油漆,沒有一件事是出自外人之手,全是母親無師自通的傑作。外公外婆若在世,他們哪能想像得到,那曾被當寶捧在手心,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女兒,如今會為了兒女、為了生活被塑造成萬能的女強人。

即便家中經濟困窘,母親卻從未鬆懈子女的教育,在她嚴厲督促下,一張張獎狀成了家中牆壁的裝飾,從一面牆到另一面牆,那是五個孩子在母親眼淚和家法棍齊下的教誨下,輝煌的成果。這一輩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母親的家法棍,那是父親生前親手雕的一枝桃木劍,兒時若有誰不聽話或是和鄰居小孩有爭執,不論對與錯,母親總是罰我們跪在父親遺像前狠揍;成績不好時,回家也是跪在父親遺像前,懺悔領罰。母親常說:「沒有父親的孩子,自己在言行舉止間就要知道檢點,要比別人更努力,不能讓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沒父親的孩子就沒家教!」家裡從上到下,沒有一個人沒嚐過桃木劍的威力,就連身為獨子的大哥都沒享到特權,到讀國防醫學院時仍常可見他跪在父親像前被打得掉淚。

卅年斑斑血淚,在母親身兼嚴父慈母的教導下,大姐做了商專的老師,二姐在台電當會計,哥哥在榮民醫院當醫師,我和三姐在國中做幹事,老媽終於鬆了一口氣,欣慰的說:「兒女都有成了,我對妳爸爸也算對得起啦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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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過這麼多的苦,我從沒見過母親有像接到大陸音訊時,哭得這般淒楚。是她心中唯一的期望破滅了!是她歸鄉的路被悔恨淹沒了!然而這一切能怪誰?又能向誰去討回公道呢?梨山上的老榮民們,當年哪一個不是義不容辭,為了救國救民而離鄉背景從軍報國?當跟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,他們胼手胝足將畢生的心血都用在台灣,任勞任怨地披荊斬棘、墾荒地、建中橫,苦哈哈的過了一輩子,他們不想家嗎?誰又甘心流離失所?當大夥還期盼著老總統能帶他們回家時,總統駕崩了,歸鄉的夢破滅了,一群人全變成了陳之藩所寫的失根的蘭花,他們是台灣同胞口中的老芋仔,是大陸同鄉口中的台胞,沒了根沒了家也沒有了記憶。這是這一輩老榮民的悲劇,同時也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呀!

究竟要到何年何月,中國人才不會再為難中國人?大時代的這一齣悲劇要到何時才能落幕?看著老媽哭紅的雙眼,我心酸的祈禱,但願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當失根的蘭花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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